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３日，河南洛陽工學院經該市勞動人事局審查同意，補員招收梁濤為合同制工人（即人們常說的全民合同工），工齡從１９８１年８月１日起計算，并被安排到該院附屬工廠工作。１９８９年梁濤又與洛陽工學院簽訂了期限為五年的勞動合同。合同期滿后，梁濤于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５日同該院勞動服務公司簽訂了勞動合同（期限為二年即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１日至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３１日止）。１９９７年１月至１９９８年２月，梁濤由洛陽工學院借調到洛陽市公安局鄭州路派出所工作。據此，梁濤為丙方，工學院為甲方，勞司為乙方，三方約定“借用期限為丙方與乙方的合同剩余期限，即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至１０月３１日，合同到期，丙方必須及時回院自找單位續簽合同，方可繼續借用，一切按合同制工人管理規定辦理，否則停付工資待遇”。借用期限屆滿后，雙方未續簽合同。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勞司對梁濤停發工資。１９９８年２月，梁濤離開借調單位，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３日，洛陽工學院第５次院長辦公會議決定，由人事處認真按照勞動合同管理規定，解除梁濤的勞動合同，工資等有關具體問題，由人事處提出處理意見。人事處未按該文件制作解除合同書及就工資問題提出處理意見，也未送達原告。原告梁濤不服仲裁，于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９日向法院提起訴訟。

　　在梁濤與洛陽工學院勞司勞動合同存續期間，洛陽工學院人事處勞資科于１９９６年９月６日下發一份工資變動通知單，載明：“姓名梁濤，單位院服務公司（即洛陽工學院勞司）及工資變動原因，數額及日期”。１９９７年１月３日，洛陽工學院人事處勞資科又下發工資通知單，載明：梁濤為合同制工人，分配單位勞動服務公司，工資含國家工資及校內工資，起薪時間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９日，洛陽工學院人事處勞資科又函告院勞動服務公司梁濤校內工資增加情況。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３０日，洛陽工學院人事處給鄭州路派出所的公函中亦載明：“貴所來函借用我院梁濤到鄭州路派出所聯防隊工作一事，經院領導研究同意借用，第一階段暫定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至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３１日。請貴單位加強管理、考核，定期將其工作情況寫出書面鑒定報我院”。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４日，洛陽工學院人事處下發一份通知，載明：“梁濤與洛陽工學院服務公司于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１０日簽訂的勞動合同（勞鑒字第９５０００２７號）已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３１日到期”，并送達梁濤，洛陽工學院自１９９７年１１月起即停止給梁濤發放工資，至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９日，約計１７０００元。

　　本案中，存在于梁濤和勞動服務公司之間的所謂勞動合同自始無效，洛陽工學院對梁濤已構成侵權。

　　１．梁濤與勞動服務公司簽訂協議之前，一直在洛陽工學院校辦工廠工作，其性質是全民制合同工人。在經過洛陽工學院人事處的調動之后，梁濤簽訂了上述協議并開始在勞動服務公司工作。但經調查，該勞動服務公司是沒有資格招收全民制合同工人的，只能接收集體合同工。勞動服務公司必然十分清楚這一點，但在與梁濤簽訂勞動合同時，非但沒有告知梁濤實情，反而在合同書封面的勞動性質一欄中含糊其辭，只填入“合同制”而沒有標明是“全民”還是“集體”。 因此，勞動服務公司的這一行為存在明顯的欺詐故意，這份勞動合同是自始無效的。

　　２．梁濤在為勞動服務公司工作期間，其人事檔案與工資關系，始終在洛陽工學院人事處，梁濤有理由認為與自己建立勞動關系的是洛陽工學院而非勞動服務公司。即使是調動工作這一行為也是直接由人事處作出的，故梁濤在簽訂與勞動服務公司的勞動合同時并無法預見到，也不應當預見到勞動關系的另一方主體已經改變。而無論是校方還是勞動服務公司也沒有提醒梁濤這一點。因此，我們認為從這一角度來說勞動服務公司在簽訂合同時也存在欺詐故意。

　　３．從法理的角度來說，當事人一方在不知曉自己的利益可能衰減的前提下，未經對方的提醒與告知（告知應當是對方的義務）而簽訂協議，其基礎是建立在意思表示不真實的基礎上的，而這種意思表示的不真實又恰恰與對方的故意混淆事實的行為有直接關系，應當視為一種欺詐。在本案中，當梁濤與工學院所簽的五年合同到期時，其工作已滿十年，按照勞動法的規定，只要梁濤要求，他是有權與工學院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他不但沒有要求，反而與一個已偷換了主體的勞動服務公司簽訂了二年的集體合同工的勞動合同。這種勞動權益的喪失，梁濤甚至沒有提出一點異議，由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或者可以推定，其意識表示的缺陷，同時也必然的可以推定出工學院未盡其告知的義務。

　　綜上，既然梁濤與勞動服務公司之間的勞動合同是無效的，也就不存在合同到期不續簽的問題。作為受害一方的梁濤可以要求勞動服務公司承擔締約過失責任，要求校方在沒有欺詐的真意表示的基礎上重新簽訂該勞動合同，并賠償給其造成的經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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