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甘肅省景泰川電力提灌工程管理局于一天之間清退342名“臨時工”，他們大多在該局工作10年以上，最長的已在該單位工作30年。4年來“臨時工”們向各級黨政部門、司法機關反映情況。當地勞動仲裁部門發出3份“不予受理案件通知書”，今年3月30日之前，甘肅三級法院均不受理此案。3月30日景泰法院以超過申訴時效為由判“臨時工”們敗訴。

　　看到這個報道，筆者心里五味雜陳，感嘆萬端。連續為一個單位奉獻30年，幾乎終生服務于該單位，到頭來卻還是一個“臨時工”，說清就清，說辭就辭，勞動部門不受理，司法部門不支持，這恐怕讓誰也難以接受。而從事實和經過看，這確實是一個十分復雜且極其典型的勞動爭議案件，因為它貫穿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多個時代，從計劃時代到市場經濟時代，從無勞動法時代到有勞動法時代。不過，筆者認為，“30年臨時工”事件具有極強的標本意義和警示作用，它警示著勞動合同法的立法方向，可以成為勞動合同法的重要立法素材。

　　分析這一典型案件，應當分兩個不同的時期和階段，階段的劃分當以1995年1月1日《勞動法》的正式實施為分界線。《勞動法》實施之前，由于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規范勞動關系的法律文件既不健全也不權威，因此難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正式工臨時工，計劃內計劃外，其劃分不那么嚴格，工資報酬、福利待遇和最終歸宿都不明確。這顯然屬于歷史遺留問題，一時難以說清楚。然而，《勞動法》的頒布和實施，應當使中國的勞動關系規范登上一個新臺階。按道理，《勞動法》實施后，不僅應當較好地規范新產生的勞動關系，而且還應當使已經存在的各種勞動關系都規范起來，納入法律調整范圍，走上法制化軌道。

　　令人遺憾的是，“30年臨時工”事件充分說明，《勞動法》的實施并沒有讓大量已經存在且持續10年甚至20年的勞動關系規范起來，大批勞動者仍然工作在沒有勞動合同保障、工資報酬極低且沒有保險保障的環境中。致使“未簽勞動合同”這樣的歷史問題成為勞動仲裁部門拒絕受理案件的現實問題。

　　固然，眾多的“臨時工”在《勞動法》實施后仍然長期未簽勞動合同，其中有執法不嚴、監督不力的問題，但《勞動法》自身的缺陷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這一點，從《勞動法》實施后直至目前為止，仍大量存在的無勞動合同勞動關系的現實中可以得到證明。上述被清退的絕大多數“臨時工”都在《勞動法》生效10多年前就已經在該單位工作了，不僅法律生效后沒有以合同的方式將勞動關系明確下來，而且《勞動法》生效后的七八年間，直至他們被清退前都沒有簽訂勞動合同，難道因為“臨時工”不主動嗎？不，顯然是《勞動法》的缺陷所致。法律沒有足夠的約束力來促使用人單位主動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足夠的權威來促使勞動者主動要求簽訂勞動合同，他們在勢力強大的用人單位面前，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即使發生勞動爭議之后，法律也為勞動者維權設置了過多的障礙，使維權步履維艱，令本來處于弱勢的勞動者望而卻步。

　　《勞動法》存在的問題，已經引起政府和社會的廣泛關注和高度重視，立法機關正在修改審議中的《勞動合同法》致力于改變勞動者在法律上的弱勢地位，強化對勞動合法權益的保護。《勞動合同法》草案公開征求意見后，側重保護勞動者權益的立法傾向受到了不同程度地質疑和挑戰，應當說這部法律目前正處于修改的關鍵時期，立法者的立場是否堅定不穩，至關重要。筆者覺得，甘肅這個“30年臨時工”事件應當引起立法者的高度重視，它啟示我們《勞動法》在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方面的缺陷是非常明顯的，《勞動合同法》決不能再重蹈覆轍，留下同樣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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