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在科技和經濟領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政治領域卻很薄弱。國外政府都有來自社會和民間的智庫，我想，政府需要更多渠道來了解這些理性的聲音。

    從“新華商”到“社會企業家”

    [rzzch.cn]報道：在以往，“王輝耀”三個字更多是和“新華商”、“MBA 通才”和“國際人”等概念聯系在一起。他的經歷中有著許多的“第一”：

    改革開放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畢業后第一批進入國家部委工作；中國最早一批出國攻讀MBA的留學生；第一位大陸留學生出身的西方外交官，也是第一位在中外政府都工作過的中國人；海歸中最早一批在大型跨國公司擔任高層管理職位的；最早回國創業的海歸中的一個；他還曾是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商學院的客座教授，“新華商”概念的首倡者，出版了六部著作……

    如今，他的履歷表上又增加了一串：歐美同學會副會長、歐美同學會商會會長、商會2005委員會理事長、全國青聯留學人員聯誼會副會長……

    隨著王輝耀創辦歐美同學會商會及其2005委員會，在他出版《海歸時代》這部國內第一本全面解讀中國留學人員歸國群體的專著后，他又多了一個“海歸派”代言人的頭銜。

    在世人眼中，王輝耀作為新一代海歸社會企業家的形象，越來越清晰。

    “一個人到了一定程度，日食三餐，夜眠八尺，也就足夠了，個人資產多一個零少一個零區別不大。這時候我考慮最多的，是如何讓一個群體對社會多一些回報?！?BR>
    以前的留學生大部分由教育部公派，回國后多在大專院校、科研院所等單位工作，一直處于體制內。而1990年代后期出國的大量留學生中，90%以上都是自費留學，回國后多在外企、私企工作，或者是自己創業，形成了一個存在于體制外的龐大的社會新階層。

    北京朝陽區的CBD中外聞名，在其間工作的外企白領有幾十萬，其中海歸就有好幾萬人。這些人中大多數是1990年代后期出國的那一批，他們不屬于任何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單位或者組織，但他們也有歸屬的需求，希望有一個自己的組織，能夠傳達這個群體的聲音。

    如何影響這批人，使他們的個人事業和國家民族的發展方向結合起來，這是一個非?，F實的問題。發現并思考這一問題的，也許遠遠不止一個，但王輝耀卻是現實中第一個付諸實際行動的。

    王輝耀提議發起了歐美同學會商會，為這個新興階層創建一個組織，搭建一個良好的人際網絡平臺。

    但商會創會伊始，卻不是這樣輕描淡寫。在向歐美同學會負責人提出建議后，王輝耀帶著自己公司的員工，花費大量時間進行組織籌建工作。

    經過半年多的籌備，2002年10月17日，在王輝耀組織和倡議下，田溯寧、張朝陽、吳鷹等近百位留學歸國人員聚會北京南河沿大街111號，歡慶歐美同學會商會的成立。

   這一天，有著近90年歷史的歐美同學會仿佛變成了青春少年。

    商會主要是引入國際化精英辦會的模式，比如月度午餐會、時尚海歸聚會、國際論壇、主題講座、休閑活動等等。要工作不一定就是工作狂，商會倡導的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商會已經連續4年舉辦京城最大的海歸圣誕新年聚會，去年達到了空前的1000人。

    與此同時，王輝耀還發起了“中國留學人員創業與發展論壇”，幫助留學人員就業創業；創辦“商會名家論壇午餐會”，吸引精英在一起腦力激蕩， 舉辦“仲夏夜精英慈善晚宴舞會”，募集善款幫助京郊貧困失學兒童。

    幾年下來，商會系列活動已經形成一個品牌，成為歐美同學會中最活躍的團體，在社會上形成了很好的口碑。

    王輝耀在歐美同學會的開拓工作得到了社會認可，2005年，歐美同學會理事會推選他成為總會的副會長。

    打造海歸智庫

    2005年5月，《財富》全球論壇在北京召開。因為大雨，首日的財富論壇開幕式從天壇公園祈年殿移至人民大會堂，王輝耀在這里碰到了歐美同學會商會副會長、時任中國網通集團總裁的田溯寧。兩人話題投機相聊甚歡，都覺得國家發展需要海外的人力和智力資源，中國企業要在國際競爭中獲勝，也需要一大批國際化人才和團隊，不過這樣的人才還少，需要有一個更高的平臺把海歸精英力量聚集起來。

    2005年11月20日，長安俱樂部，王輝耀、田溯寧、王波明等二十多人出席2005委員會第一次理事會。思想新銳的海歸精英們盡顯群英本色，言語犀利尖銳，各具主張。

    在這次會議上，作為主要發起人之一，王輝耀當選為2005委員會首任理事長。

    自此，歐美同學會商會品質得到重要提升，其作用從以往的聯誼，為海歸構建社會網絡平臺，發展到凝聚一批有成就的中國國際化人士，打造一個高端交流平臺，成為為中國崛起建言獻策的智庫，擴大“海歸”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在政治、社會公共事務中的影響力。

    在成立后的短短半年里，2005委員會就以“充分發揮留學人員在民間外交中的作用”、“建立留學人員創業計劃”、“反壟斷與新一輪經濟改革”和“人文奧運和恢復傳統假日” 以及“建立中國創業創新大學”等主題，向有關部門遞交了建言報告。

    “大量海歸活躍在律師、注冊會計師、咨詢分析師、風險投資、外資企業管理層、自主創業群體里，他們是新社會階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時代將他們推到社會新興推動力量的位置上。”說到這些，為這個群體鼓與呼的激動，再一次生動浮現在王輝耀的臉上。

    為什么不為社會多做一些事呢？

    人物周刊：你為什么愿意把時間花在歐美同學會商會這樣一些不掙錢反而要花精力的事情上呢？

    王輝耀：任何一個健康的社會，都是政府、企業、社團三足鼎立的，特別是對于正處于急遽轉型、矛盾多發期的我們國家。當下中國社會團體還很不發達，的確需要有人來做這方面的工作。這不僅需要熱心、精力、錢，還需要國際化的視野、觀念和經驗，我想，在這些方面我還是很有優勢的，前半輩子忙很多個人的事，現在有精力、時間和資源，為什么不為社會多做一些事呢？

    人物周刊：付出總會期望有回報吧？

    王輝耀：我不需要什么回報，做到一定程度，別人會注意到你做的事，這就是一種對社會有益的影響力。

    人物周刊：在中國，什么樣的人可以稱為“社會企業家”？

    王輝耀：社會企業家是創建各種非贏利社會組織，創辦或參與管理社團，服務社會公益，對社會有貢獻的人?，F在中國這樣的人很少，比如成立“阿拉善SEE 生態協會”的企業家，堅持個體環保的廖曉義。

    人物周刊：要想在傳統體制內做一些突破體制的事，你覺得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王輝耀：觀念還不夠開放，政府官員吸納體制外的特別少，體制外的人做事非常受限制。中國的政府、企業和社會需要加大吸引留學人員的力度，甚至政府、人大、政協里都應該有這批國際化人士的參與。

    人物周刊：要成為國家的智庫或者說智囊團，是想發揮海歸高端人士的參政議政作用嗎？

    王輝耀：海歸在科技和經濟領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政治領域卻很薄弱。國外政府都有來自民間的智庫，我想，這些有國際視野的人應當能夠為政府提供一些中立的、沒有利益沖突的意見，政府需要更多渠道來了解這些理性的聲音。

    我們已經進行的討論，涉及民間外交、教育、房價、反壟斷等問題，都是社會和公益話題，以后也是往這個方向進行。

    如果遇到比較尖銳、但對政府和社會有建設性的意見，我們還是會做可行性研究，用政府能夠接受而不是激進反抗的方式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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