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會場后方一間隔音的小屋子里，除了耳機里傳來的發言，什么聲音也聽不到。在這個有幾百名中外學者參加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他是最認真的聽眾：透過面前的玻璃窗觀察著發言人的表情、肢體語言和周圍環境，一邊全神貫注地聽著發言，一邊幾乎完全同步地譯出每一句話。他就是這次大會的同傳譯員。與會者通過座位上的耳機，可以收聽到他的翻譯。

　　同聲傳譯素有“金字塔塔尖”和“翻譯王冠上的明珠”的美稱。眾多的贊譽反而給它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那么，它究竟是一份怎樣的工作？記者為此采訪了多名同傳譯員和教育工作者。

　　外語好不一定能做同傳

　　一般情況下，同聲傳譯與會議的級別和規模沒有直接關系，凡是日程緊湊、內容豐富的國際會議都可以根據需要請人做同傳。

　　長期以來，“只要英語好，就能做同傳”是很多人的認識誤區。不少公司以為，組織國際會議的時候，去外語院校隨便找個學生就可以了。其實，同聲傳譯是一個對個人素質要求很高的專業領域。除了出色地掌握兩種語言外，合格的同傳必須反應敏捷、口齒清晰、善于集中注意力，而且具有良好的記憶力、邏輯分析能力、概括能力和心理素質。

　　據北京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的老師介紹，這些素質中有些是先天的，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做口譯。因此，外語類院校從招生時就開始嚴格把關。北外高翻學院每年招生60名，首先通過全國研究生入學考試進行篩選，然后在關鍵的復試環節綜合考察學生的語言基礎、聽說能力、語音語調、知識面和反應速度等。

　　林華是一位在聯合國總部工作20多年的同傳譯員。她笑著講起自己剛到聯合國時，在一次會議中露怯的情形。“那是給一位中國代表做口譯，當時這樣的機會很少，我不免有些緊張。結果翻著翻著，忽然有一個詞卡住了，我腦子里一片空白，僵在那里，耳機里傳來代表的埋怨：”這個翻譯怎么這樣！‘好在我很快恢復了鎮定，接下來的翻譯進行得還比較順利。“

　　往事歷歷在目，一轉眼，20多年已經過去了。其間，林華翻譯的話題從法律換為婦女兒童，再換為裁軍、維和、財務、外太空等，在聯合國內轉了整整一圈。談到擔任聯大口譯所承受的壓力，她說：“做同傳總是有壓力的，不可能保證萬無一失。在語言能力很好的情況下，心理素質就成了影響口譯質量的關鍵因素。所以要保持一顆平常心，越是級別高的場合，心態越要平和。”

　　同傳培訓、工作都很辛苦

　　“同聲傳譯需要掌握特定的技能，會說不等于會譯。比如，別人給你講了個故事，你再用自己的話轉述給朋友，內容可以遺漏也可以添加。口譯卻不行，信息點一個也不能漏，更不能添油加醋，而是經過邏輯組織以后用另一種語言準確復述出來，這必須經過專業培訓。”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的柴明?院長如是說。

　　翻譯教學以語言為基礎，以翻譯體系訓練學生的思維和表達能力。目前國內有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廈門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等開設了高級翻譯培訓項目。其中，北外早在1979年就受聯合國和中國政府委托，成立了聯合國譯員訓練部，為紐約、日內瓦等地的聯合國機構和中國各部委培養了一批翻譯人才。后來隨著聯合國譯員職位空缺的減少，譯訓部逐漸演變成了今天的高級翻譯學院。林華就是譯訓部第三期的學員。剛開始練習邊聽邊說的時候，她和其他同學都很不習慣，只要一開口，就聽不見磁帶里講什么了，于是著急起來，越急說話聲音越大。這樣一天下來，嗓子啞得厲害，全班都喝胖大海。過了一段時間，老師開始教給她們一些技巧，比如把主句和從句斷開，培養對發言內容進行預期，以及怎樣在判斷錯誤的情況下很快把話漂亮地說回來的能力。那時，她們連上課帶練習，平均每天做七八個小時的口譯。以至于林華剛到聯合國的時候，覺得為聯合國大會做口譯，3個人一組，每20分鐘輪換一次，比在譯訓部輕松多了。

　　實際上，世界最大的口譯團隊不在聯合國，而是在歐盟委員會。歐委會口譯總司僅正式雇用的同傳譯員就有近500名，可以把英語譯成19種語言。歐盟與我國簽訂協議，按照承諾，歐盟每年要為中國培養一定數量的譯員，中國常駐世界貿易組織大使孫振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據參加過培訓的學員介紹，歐盟特別注重語言質量，在意時態用法，以及語言是否通順流暢。由于歐盟成員國的許多公民都懂至少兩門外語，歐委會的翻譯必須譯得非常地道，讓母語國家的人聽得舒服。

　　成為一名同傳不容易，同傳的日常工作也非常緊張。按照國際慣例，會議主辦方一般要雇兩三個翻譯，每15—20分鐘輪換一次。因為這是一份高度緊張的工作，需要在瞬間完成傾聽、翻譯、說出的過程，而人只能在有限的時間內集中注意力。一位在政府機關工作的會議口譯員告訴記者，同聲傳譯是一種瞬間的思維方式。翻譯聽到一句話，必須立刻記住，然后馬上把它用語言拋出去，忘掉，再記下一句，否則腦子就會因為塞滿了各種信息而炸掉。加上同聲傳譯強調的是現場發揮，一旦砸了鍋就是翻譯的責任，會影響他在業內的聲譽，工作時狀態有多緊張可想而知。

　　惡性競爭壓低同傳報酬

　　如此辛苦的同傳工作收入多少？一位同傳向記者透露，在北京翻譯一場會議的價格是每人每天5000元，上海是8000—1萬元/天。但北京市場很不規范，價格有時會被壓到2500元/天。

　　正因為同聲傳譯身上籠罩著高薪光環，而且這份工作感覺十分體面，很多年輕人紛紛參加培訓，希望能成為一名同傳。但是，這也造成了同傳市場的魚龍混雜。一位業內人士向記者抱怨說，有太多人聲稱自己能做同傳，加上國際會議本身質量參差不齊，給一些水分大的會議做同傳很容易。有的在校生通過關系拉到了客戶；有的自由職業者用給會議主辦方回扣、幫他們交稅等手段招攬生意。諸如此類的惡性競爭不僅壓低了同傳應得的報酬，也損害了這一行業的服務質量和名譽。無序的市場狀態提醒人們，同傳譯員作為高級專業人才，也應該像律師和注冊會計師一樣，有一個統一的資格認證。

　　除了幾所高校高級翻譯學院各自為政的畢業考核，以及社會上各種不辨真偽的翻譯資格認證以外，我國政府現有兩個面向社會的翻譯資格考試，一個是人事部的全國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一個是教育部的全國外語翻譯證書考試。這兩個考試尚未普及，也未達成統一，目前國家還沒有強制同傳譯員持證上崗。相比之下，國外的同傳準入機制要健全得多。

　　國際會議口譯員協會是一個著名的國際性民間同聲傳譯行業組織，它在中國大陸僅有27人，其中17人在北京，10人在上海。相信隨著對外交往的增多，我國一定能夠擁有越來越多的優秀同傳譯員和一個良好的同傳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