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為篤定勝訴的官司，最后結果卻出乎意料。說起自己這番經歷，萬先生有些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

　　萬先生告訴記者， 他原是一家國企的銷售主管，2001年10月，一家獵頭公司找到他，希望他去一家外資公司工作。經過一番接觸，萬先生對這家公司提供的職位和薪酬感到很滿意，于是決定跳槽。2001年12月，萬先生正式進入該外資公司工作，雙方簽訂了為期3年的勞動合同。在這家外資公司工作不久，萬先生就以頗為突出的工作表現得到了公司上下的一致認可。而萬先生自己也因為這份工作獲得的成就感和薪酬待遇而深感滿意。日子就在快樂而忙碌的工作中很快逝去。

　　2003年12月31日，萬先生的合同到期，公司提出續約，但直到2004年2月中旬才將續簽合同文本交給萬先生，看到公司變更了合同解除和終止的條款，萬先生提出異議并拒絕簽字，幾個回合的交涉最終雙方不歡而散。2004年2月23日，公司向萬先生發出解聘通知：“公司與您簽訂的有效期至2003年12月31日的勞動合同已到期，公司已將新的勞動合同文本送達您數日，由于您至今不愿與公司簽訂新合同，公司將不再保留您目前的職位。您的工資將發到2月27日，為您辦理的各項社會保險費將繳至2月底。”

　　萬先生認為這是公司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要求公司支付經濟補償金。交涉無果，于是向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要求公司按每月800美元的標準支付未提前30日通知的替代金和3個月工資的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

　　在仲裁庭的審理中，公司方辯稱，雙方2001年12月簽訂了勞動合同和工資協議，工資協議是勞動合同的合法有效附件，該協議中明確約定公司每月支付萬先生人民幣工資為2000元。雙方因對續簽合同的內容協商不成，雙方勞動合同屬終止，所以無需支付申訴人經濟補償金。

　　萬先生回憶說，公司方對于他工資數額的辯解令他非常意外，因為簽約前雙方已約定月薪600美金，而公司方稱工資是分兩部分發放，所以對于雙方簽訂的工資協議他也就沒在意。幾年來，每月工資除公司直接發放的人民幣外，其余部分則是通過香港花旗銀行外幣匯票支付。“幾年來一直這樣拿工資，每月總額都是800美金，所以公司的說法讓我非常吃驚，可是，我是有口說不清，我拿不出證據。至此我才明白，公司蓄意設下了陷阱。”仲裁最終裁決：公司支付萬先生未提前通知的替代金人民幣2000元。其他仲裁請求，則不予支持。

　　對仲裁結果，萬先生表示不滿，遂就原請求向區法院起訴。他開始四處搜尋證據，翻箱倒柜找出了一張當初公司發給的勞動合同附件《待遇表》，上面寫明他的月薪總額為800美元，其中人民幣2000元，美元559元。還找到了以前的三位同事向法庭作證，證明公司的工資正如萬先生所述是兩部分發放，人民幣由公司在每月30日支付，外幣工資則通過香港花旗銀行開具的匯票于次月初支付。同時萬先生還提供了香港花旗銀行的匯票復印件及外幣一本通等。

　　庭審中，公司方對于這些證據一一予以否認：原告提供的《待遇表》打印件，僅有原告簽字，無被告單位蓋章，非被告提供，而由雙方簽字蓋章的《工資協議》明確約定月薪為人民幣2000元；三位離職員工的證詞與事實不符；至于銀行匯票，不是本公司匯出，與本公司毫無關系。

　　法院經過審理后認為，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勞動合同。萬先生在勞動期滿后仍在公司工作，公司也沒有提出異議，應視為雙方形成了不定期合同，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終止合同。但公司沒有提前30天通知萬先生，所以應支付一個月工資的替代金。同時，因終止合同是公司提出的，所以萬先生要求支付經濟補償金的訴請，可予支持。

　　但由于萬先生提供的《待遇表》為打印件，上面沒有公司的蓋章，所以法院無法確認其為勞動合同的有效附件。而原告每月獲得的花旗銀行559元美元匯票的支付單位為香港的一家公司，和被告所在公司是兩個獨立法人，被告未舉證證明所在公司委托香港那家公司支付原告工資，也未證明匯票上的英文簽名即為其所在公司的法人代表。而三位證人的證詞不能單獨作為定案依據。故原告要求以800元美金支付替代金和補償金的訴請因證據不充分難以支持。

　　最終，法院判決，公司方以工資協議中約定的2000元人民幣工資的標準支付萬先生一個月工資的替代金和3個月工資的解除合同補償金，案件受理費和仲裁費由原、被告各承擔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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