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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型城鎮化是十八大提出的“新四化”的主體內容,是未來將為我國經濟增長提供中長期動力的重要引擎。當前我國推進新型城鎮化進程普遍存在傳統觀念、體制機制、資源要素和路徑依賴四大制約因素。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制約因素;進程
一、傳統觀念制約
制約我國新型城鎮化進程的觀念因素,首先是來自普通老百姓思想意識方面的傳統觀念。這種觀念是從兩千多年以來以碎小地塊為載體的農耕文化中衍生而來的,包括安于現狀的保守特征、不愿意接受改變的處世態度、依照自然經濟運行的田園生產方式與生活節奏習慣等。持有這些觀念的人們對城鎮化和現代產業的生產與生活秩序持有懷疑、恐懼和觀望情緒。其次,政府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往往陷入“以物為本”的片面化盲目性城鎮化觀念。在發展理念上,將城鎮化誤讀為城市建設、基礎設施大投入、造新城、大拆大建等,于是一些地方政府從自身利益出發,刻意將以前老路徑的“投資大躍進”、“房地產化”、“人為造新城”等老的模式都裝到“新型城鎮化”這個筐里。在價值取向上,往往將城鎮化發展片面地理解為城鎮化率的提高,即城鎮人口的持續增加和城鎮規模的不斷擴張,對新增城鎮人口如何在城鎮安居樂業、如何同步或適度超前完善城鎮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等問題,則缺乏同等程度的重視和關注。
二、體制機制制約
一是行政等級化的城鎮管理體制。在政府主導的城鎮化模式下,以行政級別為基礎形成的等級化城鎮管理模式,造成各級城市政府間財權與事權的分配失衡,政府的行政級別成了推進各地城鎮化過程中最重要的資源,行政級別高的城市就可以利用自身的行政地位來吸取各種要素,包括土地、資金、人才等等,導致城鎮體系發展的嚴重失衡,即大城市尤其是行政級別較高的頂級大城市畸形擴張,而中小城市則發展不足,甚至出現“燈下黑”現象。同時造成城市區域之間存在著嚴重的行政分割現象,使各城市政府之間區域合作受到嚴重限制。二是難以剝離的戶籍附著利益。戶籍管理制度及附著于其上的社會保障、教育、醫療、就業、保險、土地等制度,成為橫亙于城鄉之間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三是割裂僵化的城鄉規劃管理體制。現行規劃決策管理體制重城輕鄉、規劃多頭、部門分割。由于規劃主體、技術標準、規劃目標和編制辦法的不同,經濟、城鄉、土地等規劃之間存在內容重疊、協調不周、管理分割、指導混亂等突出問題。各部門按各自規劃指導城鎮化的建設,勢必導致城鎮開發管理上的混亂和建設成本的增加,影響了經濟社會健康發展。
三、資源要素制約
城鎮化是各種資源和要素不斷積聚和再配置的過程,城鎮發展的規模、數量以及速度要受到資源和要素條件的約束。與傳統的城鎮化粗放使用各種資源要素模式相比,新型城鎮化雖然更講求資源的集約使用,但當前我國面臨的卻是資源受限和要素短缺的現實。一是資源約束愈演愈烈。雖然近年來我國積極探索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兩型”建設,但由于歷史欠賬多,經濟體量大,增長速度快,資源環境的約束仍在強化。跟國際平均水平相比,我國的資源相對緊缺,人均資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資源消耗卻十分巨大,利用率較低。就能源消耗來看,我國每萬美元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是美國的4倍,是德國的4.4倍、日本的8倍、英國的5.7倍,甚至是巴西的2倍;我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8%,2/3的城市面臨缺水,水資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城市快速發展造成土地資源供應緊張,而且土地利用效率較低。按現有發展模式,我國將受到資源能源、土地空間、環境生態三個“難以為繼”的硬約束。二是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缺口巨大。資金短缺是各地在城鎮化過程中普遍遇到的制約難題。一方面,地方政府要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財政支出以滿足新增居民的公共需求;另一方面,土地制度改革和土地經營模式轉變要求地方政府將土地增值收益與被征地農民和進城務工農民按比例分享,很大程度上削減了地方政府的可用資金。
四、路徑依賴制約
任何制度一經形成,都會帶來路徑依賴問題。大多數西方國家在城鎮化過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政府更多的發揮的是引導、規劃和參與的較色。長期以來,我國城鎮化是建立在“城鄉割裂、城鄉二元”的基礎上,城鎮發展是建立在低成本獲得建設用地、廉價使用勞動力、環境承載嚴重壓力基礎之上的。現有的城鎮化模式已經形成一個完整、自我循環、自我加強的利益鏈條。歷來已經形成的各級政府主導下的城鎮化規劃、建設和開發模式,使得在現有土地和財政制度安排下,各級政府都偏好于擴大城鎮規模,不僅忽視了人的城鎮化問題,同時也造成了土地資源利用的低效率及對土地財政和房地產的過度依賴。
綜上所述,當前制約我國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的因素有來自于思想觀念的,有來自于發展階段的,也有來自于資源環境的,但是最主要的還是來自于體制機制安排以及由于長期制度慣性而形成的路徑依賴。推進新型城鎮化必須打破已有制度安排的相關利益鏈條,打破固有政府主導下的城鎮化模式,積極探尋破解制約的創新舉措,進行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改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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