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中國社科院舉行“2009年《社會藍皮書》發布暨中國社會形勢報告會”。與會專家指出，預計2008年大學畢業生560萬左右，估計到年底的時候，會有150萬人難以找到工作 。2009年，中國就業壓力將進一步加大，明年的調查失業率有可能超過9.4%，將是官方登記失業率的兩倍。繼國有企業改革導致下崗工作的再就業危機后，大學生群體成為了中國新的就業困難戶。

各方輿論認為，大學生就業難，1999年以來的大學瘋狂擴招難逃其咎；也有評論者認為，中國高校20%的毛入學率比起一些發達國家，比起周邊的一些新興的工業國家和地區還有很大的差距，擴招大方向是沒錯的。

研究經濟的專家指出，就業之困在于城市化率大大低于發達國家，中國社會短時間內承擔不了擴招之后龐大的大學生群體。

基于這樣的結構性矛盾的不可調和，又有人指出，大學生到農村基層就業，才是解決就業困局的策略。但大學生的下鄉之路，真的是化解就業困境的良方嗎？本期專題時代周報記者試圖和您一起尋求答案。

擴招之后

本報記者 高興翔 發自北京

12月12-1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到遼寧考察工作。在沈陽人力資源市場大廳里，胡錦濤向前來參加大學生專場招聘洽談會的大學生詢問求職情況，對經濟危機下的大學生就業表示了關切。

歷經9年的高速增長，我國高等教育逐步顯露出“就業危機”。在世界經濟普遍不景氣的形勢下，大學生們與那些滯銷的出口商品、停業待工的農民工一起，在這個全球性的寒冬里瑟縮著，等待著買家的挑撿。大學生與工人甚至農民工，天之驕子與藍領，在產業鏈的新一輪調整中均淪為弱勢群體。

很多人會想當然地認為，大學生就業難是個簡單的供需關系問題。按照這個邏輯推理，始于1999年的高校擴招打開了就業危機的潘多拉魔盒。

1993年到1998年的6年間，我國的普通高等學校（包括本科與專科）每年的招生人數從92.4萬增加到108.4萬，年均增長2.8%。1999年，高校招生人數卻驟增至275萬人。這9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數在以每年12%的速度激增。預計“十一五”期間，我國的畢業生總量將達到2600萬。

據測算，城市化率每提高1％，就能拉動經濟增長3％，而據有關部門統計，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有可能增加70萬-120萬個就業機會。美國城市化率在85%-90%之間，日本城市化率是90%，中國香港是100%，歐洲是90%。正因如此，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即便毛入學率高、畢業生多，也不會出現較為嚴重的大學生就業問題。而當前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卻還比較低（目前是38%左右），提供的就業崗位有限。從這點來看，即使中國高校毛入學率只有20%，與城市化率相比，仍是兩個不能相協調的數字。

“一個不容忽視的細節是，隨著各部委分頭管理高校模式的逐漸消失，高校培養與行業、產業間的對應關系日益薄弱”，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的儲朝暉研究員說。

在嚴峻的就業形勢面前，9歲的教育產業化嘗試開始學會考慮市場的因素。早在200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于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的意見》，要求各級政府“面向基層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進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

在純粹市場化嘗試失利的情況下，政府開始發揮宏觀調控功能，嘗試用行政、財政的手段，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解決就業難題。引導大學生到基層就業和鼓勵自主創業，成為最時新的兩種思路。

儲朝暉認為，農村地區的教育、衛生等公共事業也面臨著人員“有出無進”的惡性循環，政府應該為大學畢業生提供更多的公益性崗位。

“對于大學生來說，基層就業是一個成長的機會，也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過程，能夠在社會成員流動中起到文化交換的作用，”儲朝暉說。

大學生的村官路

北京平谷區，大興莊鎮。

“村長助理”王強站在順平公路的岔口處，不時地跺跺腳，活動一下有些僵硬的腿腳。偶爾有村民經過，都會停下來跟這位新上任的村干部寒暄幾句。他只是訕訕地笑笑，卻不知道該怎樣稱呼對方。

這是他的老問題了。平時，如何稱呼那些共事的村干部就讓他撓頭不已，“按年齡算，應該叫叔叔，但同事之間似乎更應該直呼其名。”

被動“下鄉運動”

王強的正式職務是村委員會主任助理，任期3年。他的主要工作是整理、錄入村委的文檔，還要負責教村民一些簡單的電腦知識。

村里的干部多數由中年人充任。他們的年齡大多在45歲上下，基本是中學學歷。站在這個行列里，大學生王強顯得很扎眼。

“來這里之前，我權衡了很長時間”，他說。

王強喜歡自嘲為“第二代知青”。在他看來，自己從“生于城市、長于城市”到做了村官，跟建國初期的上山下鄉運動頗有幾分相似。同樣類似的，還有那句著名的“到農村去、到基層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宣傳口號。

與當年的知青不同的是，在日趨緊張的就業壓力下，這輪“下鄉運動”顯然是大學生的一種被動選擇。

不過，政策的制定者們更喜歡引用梁漱溟說過的那句，“鄉村建設運動實是圖謀中國社會積極建設的運動。”在他們的設計里，基層就業的大學生像撒進土壤里的種子，長出的將是新農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的碩果。

在王強看來，所謂的“鄉村建設”是一個距離自己很遙遠的理想宏圖，他所能夠奢望的，僅僅是基層工作經驗能夠幫助他順利地在合適的時機轉為城里的公務員。

難以復制的“北京模式”

刨去每月230元的保險費用，王強每月的收入在1800元左右。這比北京市區中小企業給的報酬略低一些。不過對他來說，能解決北京戶口是個更大的誘惑。

讀了4年的金融專業，王強一直希望能夠進入銀行工作。但對他來說，北京戶口是一道很難逾越的坎兒。直到畢業前兩個月，他報名參加了北京市選拔畢業生擔任村黨支部書記助理、村委會主任助理的考試。

今年7月，總計3095名大學生被北京市“村村有大學生計劃”錄用，成為新鮮出爐的村官。王強僅僅是其中普通的一個。

根據人事部統計，我國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財政供養人員有4000多萬。因自然減員等因素，全國每年須補充100萬-150萬名基層干部，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縣、鄉兩級。

“若無有效的政策引導，大學生下不去，既不能緩解就業壓力，又不能制止縣、鄉兩級繼續招用低層次人員，‘人多沒事干，事多沒人干’的狀況將會繼續存在，基層干部隊伍的結構也無法改善”，原人事部副部長陳存根說。

依照中組部的規劃，從今年開始，政府將在5年的時間里分批選聘10萬名高校畢業生到村莊任職。北京市顯然已經走在了全國的前列。自2006年以來，該市共招募了8100多名高校畢業生到農村基層任職，基本實現了“每村有兩名大學生”的目標。

但顯而易見的是，“北京模式”的成功，更多在于北京戶口以及未來就近升遷的極大誘惑力，對于非中心城市的基層來說，并不具備可復制的條件。

基層就業的制度出口

在巨大的就業壓力之下，引導大學生到基層工作，仍然是中央各相關部門不約而同的共識。

近年來，團中央、原人事部、教育部和中組部分別牽頭出臺了各自的就業計劃。參與這些計劃的大學生可以得到每月600至1200元的生活補貼，并在報考研究生和公務員等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優惠政策。據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的一位官員估計，“現有的國家計劃總規模在10萬至20萬人之間。”

此外，各地實施的地方專項就業計劃合計達到48種。

有人試圖改變這種“多部門、多項目”的工作格局。2006年11月，在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部際聯席會上，陳存根提出，鑒于多個計劃工作內容基本相近，重點工作時段也大體一致，各項目缺乏統一規劃、統一安排，沒有形成一個清晰的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各類專項計劃的整體規劃。他建議在適當的時候，由中央有關部門將這幾個項目統籌為一個項目，制定統一的政策。

擔任人事部副部長的1年多時間里，陳存根敦促人事部相關司局撰寫了“一攬子”計劃，希望在5年內推動百萬大學生到農村基層就業。但隨著他調任重慶市組織部部長，“一攬子”計劃逐漸被擱淺下來。

一位參與相關文件寫作的成員評價說，“政府推動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就業的最大難點在于編制。”現行的基層就業計劃大多集中在支農、支教、支醫等領域，都屬于傳統的事業單位范疇。如果采用“定崗定編”的方式，政府每年要增加以數十萬計的工作人員，就此背上巨大的人員和財政包袱。

“這項工作牽涉到多個部委，不同部門之間的協調難度非常大”，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的一位處長評價說。

他還透露，明年1月份，中央即將出臺新的促進大學生就業的綱領性文件。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正在醞釀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擴大基層就業的學生規模，并相應增加財政和政策支持。新計劃將采用周轉編制、規定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定向吸納就業的比例等方式，擴大基層就業大學生的制度出口。

自今年開始，各級公務員考試中開始辟出少量崗位，專門針對基層就業期滿的高校畢業生。這對王強等人來說，顯然是一個好消息。

（應采訪人要求，王強為化名）

師范生就業困局

本報記者 王鵬 發自蘭州

2008年入冬以來的第一場雪，壓在白楊樹的樹冠上，一夜間把陶家溝中學不遠處的一棵大樹劈成了兩半。陶家溝中學的師生們嚇了一跳：這地方，每年都會有一場大雪，20厘米左右，但從來沒見過冷到能把樹劈開的。

“實在太冷了！”2008年12月15日9時，剛剛從蘭州市區的家里回到學校的常鈺香開始了她新一周的第一節英語課。教室里燃著爐子，不過要把手放在爐桶上才能感覺出一絲熱氣。常鈺香穿著棉衣、圍著圍巾，在講臺上搓著手不停地走來走去，“老師上課是不能戴手套的。”

陶家溝的冬天讓她受不了。上班第一年的冬天，她就被凍回了家。“冷得我肚子疼！逃回了家。”從那時候起，她的腳就患上了凍瘡，一到冬天就犯。

常鈺香，地道的城里人，2003年8月，被分配到了這所偏僻的中學。作為第一波擴招后的畢業生，常鈺香選擇了服從分配，“那時候找工作已經不太容易了”。

渴望上北大的鄉村教師

“以前我也很嬌氣，但是現在不了。”常鈺香承認，這幾年鄉下的學生教給了她許多東西。“我小時候在城里上學，天氣太冷了就不愿意去了。但現在看到那么多學生都在教室里安安靜靜地等待，怎能不去上課？”

不住校的學生上學大都要走上40分鐘的山路，遠一點的要一個多小時。“天冷的時候，這些學生披星戴月地走進教室，頭發上都是冰渣子，眉毛上掛著霜。”

6年的鄉村教師生涯，讓常鈺香這個生長在大城市的年輕人習慣了陶家溝的一切。“城市當然好，但是農村也不可怕。”

陶家溝中學在蘭州市七里河區最偏僻的鄉下，今年夏天之前，這里沒有手機信號，也沒有車愿意上山來—至今，只要下雨、下雪，依舊沒有車能從大坡上爬上來。“每周回一趟家，走40多分鐘到山下，才能坐上車；而每次上山，就需要1個小時。”每次從家里回來，她還要背上這一周的蔬菜、米面。

出了校門，除了溝對面的一家農戶，這個學校被完全孤立到了大山深處。2003年的夏天，到達陶家溝一周后，常鈺香回到蘭州的家里，哭著不愿意再回去。

“這里安靜得害怕。”全校只有一臺電視，并且僅能收到《甘肅文化頻道》一個臺，更沒有網絡。“我們接收外界信息都是靠聽廣播。我不會聊Q，被一起長大的同學笑壞了。”

“晚上批作業、備完課就到9點多了，然后看看書，和同宿舍的聊聊天，聽聽廣播，就到睡覺的時候。”

全校21位教師，20位住校。因為4間宿舍給了住校的學生，20名老師只能擠在6間宿舍里。“輪流打掃衛生、生爐子……我們的生活和學生時代幾乎是完全一樣的。”

“這半學期的變化都讓我們這些老師感覺不適應了。”常鈺香笑著說。今年，山頂上建了一座手機信號塔，他們的手機終于不再只是一個“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