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立民把我領(lǐng)進央視后,我第一份固定工作就是早上到14樓打開水,中午到食堂買盒飯。當時全辦公室的人中午吃什么都是由我決定。我去得早,他們就可以吃上排骨或紅燒肉一類的好菜。所以中午十一點半之前我就開始惦記這件事情。打回飯,幫他們送到桌上,看著他們吃得開心,我有一種滿足感。

我在組里打了半個月的雜工,當了半個月的劇務(wù)。有一天高立民對我說,我給你介紹兩個領(lǐng)導認識一下。這兩個人,一個是當時《東西南北中》的制片人孟欣,另一個是當時文藝部主任鄒友開。孟欣是在中央電視臺遇見的第一個可以決定我命運的人。見面之后的一天,孟欣提出要看看我的資料,我畢恭畢敬地把在書包中揣了半個月的錄像帶拿了出來,雙手捧著交給了孟欣。看錄像的時候,她一句話不說,我屏住呼吸惴惴不安地等待,鄒主任正好經(jīng)過,淡淡地問了一句:“這個小伙子是誰?”

我膽怯地說:“主任,是我。”說話的時候完全沒有底氣。在孟導的建議下,我拎著自己的行李,“三牙一毛”,加兩件襯衣,和崔亞楠一起來到了位于翠微賓館的單身宿舍。每天早上,我和亞楠坐地鐵上班。蘭州沒有地鐵,北京的地鐵很快,我們只需要坐一站就到了。那時候地鐵票價是五毛錢,對于我們這樣的短途來說實在是不值。于是為了省錢,捎帶著鍛煉一下身體,我們每天跑步上下班。看到長安街上來往的車輛,我心里偷偷地琢磨奮斗10年,我怎么也能開上輛“奧拓”吧。

初春的一個午后,孟欣對辦公室所有的人說:“今天晚上開《東西南北中》新一期的策劃會,大家該準備的準備一下。”我沒有什么可準備的事情,也不敢問,心想:只要他們能帶我去就行了。

晚上,我坐在一個角落里一言不發(fā),當然也沒有發(fā)言的資格。聽著大家各抒己見,侃侃而談,我覺得自己的汗毛孔都張開著,腦子跟錄音機似的,幾乎能背下他們所有說過的話。也許是因為那個時候太過敏感,對專業(yè)的敏感,對每個人、每件事情的敏感,還真讓我學到了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策劃會一連開了七天,天天挑燈夜戰(zhàn),而且越是深更半夜大家越是才思泉涌。最后一天的晚上,節(jié)目的基本樣式確定了。

忽然,孟欣說:“朱軍,你給鄒主任說說我們這幾天討論的結(jié)果吧。”要我說?我連自己在這期節(jié)目里干什么還不知道呢!但是,她確實要我說,我沒有緊張,因為我連緊張的時間都沒有。頭一次,不是說中午盒飯的事,而是1994年第一期《東西南北中》的策劃方案。聽我說話的人是能決定我命運的人。

相聲演員,記性好,再加上太多敏感,豎著耳朵聽的東西一句都沒落,我當時連相聲“貫口”的功夫都用上了,一氣呵成。盡管僅僅是轉(zhuǎn)述別人的觀點,20多分鐘吧,房間中就我一個人在說話,大家目不轉(zhuǎn)睛地看著我。

事后很久,孟欣說,就是在那一刻決定用我做這一期的主持人。求之若渴的東西來了,卻沒有瞬間的狂喜,也沒有什么人向我祝賀,一切顯得異常平靜。

真的要錄像了,真的要在中央電視臺主持節(jié)目了,準備比等待更加緊張。我生怕因為自己的一點閃失而前功盡棄。

錄像的當天簡單而順利,每回幾乎都是一次通過,因為詞我已經(jīng)背得滾瓜爛熟。錄像后,我換下衣服。到中午了,繼續(xù)去打盒飯。

我和導演高立民一起進機房,剪片子,也經(jīng)常有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到機房看上一段,忽然就問:“這小伙子是誰?”每聽到這樣的問話,我都自我安慰地當成是在夸我。

我坐在機房的角落里,像個劇務(wù)一樣地送水送飯,進來的人不會注意我,但是他們至少注意了屏幕上的我。

熬機房是一個艱苦的工作,空氣渾濁,不見陽光,“躲進小樓成一統(tǒng)”,卻令精神十分集中。直到有一天晚上,終于編完了,孟欣要來審看,之后就可以合成,上字幕。我站在旁邊心里盤算會給我打一個什么字幕呢?

我有些忐忑,隱隱期待著什么。

于是等待。

這不是第一次等待了,在東門、在辦公室、在策劃會上。

節(jié)目審過皆大歡喜,機房的技術(shù)員熟練地上字幕。這時,技術(shù)員頭也不抬地問了一句:“朱軍名字前面打什么字呀?”

“‘主持人’呀!”孟欣極其不經(jīng)意說出了三個字,技術(shù)員照辦。周圍沒有任何人流露出驚異或是質(zhì)疑,依舊沒有喝彩和祝賀,大家平靜地繼續(xù)后面的工作。只有在我的心中,經(jīng)歷了翻江倒海的激動,我強忍著。

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是1994年3日28日,我終生難忘的一天,我慶幸它成了一個起點而不是終點。

孟欣走的時候,我膽怯地說“謝謝孟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