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金山有中國城，也有日本城。前者給人的印象似乎又臟又亂，但是生意興旺，財源廣進；后者既整齊又干凈，可惜人潮不夠理想，顯得不夠熱鬧。

臟是不好的現象，亟待全力改善。亂得有理，就不見得不好，值得適度保持。以書局為例，把一堆書掀得凌亂，馬上引起顧客的青睞，圍觀選購，成為促銷的一種手段，也是銷售管理的一種活動。

現代年輕人的頭發，看起來很凌亂，實際上大多經過一番細心的處理，使其亂得很自然，亦即亂得有理。

學管理的人，常常覺得很奇怪，某些公司，管理得亂七八糟，居然年年賺錢；而有些公司，管理十分上軌道，員工卻紛紛跳槽他去。問起原因，竟然是氣氛太單調乏味，缺乏變化性，實際上則是沒有什么人情味，留不住人。

中國人的工廠，很少“停工待料”；美國人的工廠，卻將“停工待料”列為工廠最大的浪費。美國人那么重視管理，為什么還會常常停工待料？他們可能找不出真正的根源，我們旁觀者清，不難看出癥結在于“是非太分明”。

美國工廠，一旦發生停工待料的情況，必定追究責任，結果當然是采購人員的錯失，因此指責、處罰，甚至更換采購人員，下次照樣出錯，再度造成停工待料的浪費。

中國工廠，萬一發生停工待料的情況，老板哪里需要追究責任？一想便知道是采購人員的過失，于是毫不猶疑地指責采購人員，為什么不能適時進料，造成如此可怕的錯誤？罵得采購人員臉紅耳赤，無言以對。

生產單位機器狀況良好，人員狀況也正常，原本沒有什么錯誤。生產主管看見采購人員挨罵，忍不住想笑。

不料老板轉過頭來，同樣毫不猶豫地責備生產主管：“有沒有料可以用，你應該最清楚，為什么不去催？只會坐在那里等，如今沒有料可用，大家比較輕松是不是？看來你也沒有良心。”

有錯、沒錯一齊罵，不是很亂嗎？然而罵到大家心里害怕，反而不敢大意，減少停工待料的浪費。

這種“連坐法”，會不會由于是非不明而影響管理的成效呢？不見得。

西方家庭，每當小孩子吵架的時候，父母總喜歡扮演法官的角色，判明誰是誰非。假定弟弟錯了，要向哥哥道歉。反過來哥哥不對，這時身為哥哥也沒有用，照樣要向弟弟說對不起。西方人為求是非分明，把兄弟之間的長幼有序置之一旁。

中國家庭，遇到小孩子爭吵打架，父母很少立即盤問誰是誰非，總是先罰他們面壁站立，說是“一個巴掌拍不響”，弄得兄弟倆氣憤之余，都笑了起來：“對有什么用，還不是被罰站？”

這種看起來是非不明的家庭，教養出來的孩子，長大以后，當然容易適應看起來同樣沒有是非的連坐法。

然而，時代不同了，在現代化的中國家庭中，父母已經決心改變管教子女的態度，仿效西方父母那般是非分明的法官斷案態度，不知道有沒有替自己的子女想一想，究竟是對他們好呢，還是害苦了他們？

中國人非常重視是非，事實上，是非分明的主管往往掉入“眾叛親離”的悲慘陷阱，原因是“是非難明”，加以中國人十分機靈，很容易用“投其所好”來欺蒙主管，使主管“用不明的是非來判斷是非”，因而造成“所謂忠不忠、所謂賢不賢”的“顛倒是非”，徒然“親者痛、仇者快”，“明明不是壞人，卻把大家害慘了”。

管理者應該是非分明，但是，先決條件則是真的分清是非，否則眾人敢怒不敢言，勢必怨氣沖天。有朝一日，敢怒又敢言，后果更加不堪設想。

依據我們的陰陽文化，最好不要一開始便堅持“要是非分明”，或者“不要是非分明”。兩者任選其一，已經是西方的思考方式，很難切合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我們的態度是“應該是非分明的時候，當然要是非分明；無法是非分明的時候，怎么敢說是非分明”。

這就是中國人不得不“亂”的苦衷，大家都善變，自己也不得不變，而一變又好像很亂，是不是如此？各人心里有數。

“亂得有理”其實便不是“亂”，我們換一種說法，稱為“動而不亂”，會不會動聽一些？聽起來也安心。

但是，中國人很容易“看自己是動，看別人在亂”，所以在心理上，應該有“就算再亂，也亂得有其道理”的雅量，能夠以平常心來對待他人。

孔子說：“可與立，未可與權。”對于某些確定事項，管理者當然要依照不變的常規來處理，不可以任意改變。至于那些不確定事項，管理者必然要因時制宜，采取合理的權宜措施。由于不確定事項往往多于確定事項，因此，管理者常被認為“位置愈高，愈喜歡變來變去”，看起來很“亂”。如果把這個道理解說清楚，大家明白原來是這么回事，就容易接受“亂得有理”的事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