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來工作單位的同事Amy在3月31日失去了工作,那個公司的總部將舊金山的所有運營都砍掉了。對Amy來說,這是個無法接受的事實。人過中年,突然沒有了工作,沒有了繼續尋求工作的方向,無形的恐懼立刻占據了她的心。她對我說:魏奇志,我怎么突然覺得自己成了一個沒有用的人了呢?

我自己是經歷過全公司都被解雇的。2002年1月,我原來所在的舊金山中文電視臺KPST 66臺由于賣給了西班牙語電視臺,所有的員工,包括我的老板、公司總裁都被解雇了。我知道一個自己工作且熱愛的公司被迫全部關閉,是一個非常令人傷心和壓抑的經歷。

在美國,每個人一生平均要經歷四次轉換工作的過程。由于高度的流動性和強烈的商業競爭造成人員頻繁的職業變化,在美國是普遍存在的現象。人往往突然從平日繁忙的工作中清閑下來,一下找不到繼續的目標,對未來不可知的恐懼就像我們懼怕黑暗一樣,真實而且具體,尤其當失去工作的人正好又是家庭主要的收入來源或全家健康保險的提供者。在美國,由于醫療費用昂貴,沒有健康保險就把人逼到幾乎不能生病或生不起病的程度。所以失去一份工作就好像失重,自我價值的天平會陡然失衡。

我碩士畢業后,正趕上美國 “9·11”,我的求職信就像往河里扔小石子,有去無回。當時我有些慌張沮喪,因為剛來美國沒有幾個月時,我曾騎著自行車到一家美國主流電視臺找工作。當時還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沒有預約,也沒有看到任何招聘啟事,只是覺得我有電視工作的經驗,在中國北京電視臺當過重要節目的編導,我的英語說得不錯,當然應該找份電視臺的工作。

電視臺的前臺小姐聽完我的自我介紹后,熱情地將我引薦給他們的主編。主編是個50歲上下的白人,幽默但很有威嚴。主編將我的作品帶子往機器里一放,結果一片亂亂的雪花圖像,我和主編都愣住了,在那個時候我才想起了美國的電視和中國的電視制式不同。美國是N制,中國是PAL制。同樣是電視,換了一個國家,就像兩個國家的體制完全不同一樣,電視也不再是我所熟悉的電視,我過去的作品成了一片亂碼,完全沒了用處。我和主編交談了一會兒,他很誠懇地對我說:“如果你還想在美國做電視,最好的辦法是去上學。”

這多年前貿然的求職經歷刺激了我,兩年后雖然我在舊金山的中文電視臺就職,但我一邊工作掙錢一邊讀電視與電子媒體藝術的碩士學位。我和先生Eric說,我的理想就是自己掙出我的學費,自己供自己上研究生,結果我做到了。35歲的時候我在讀書期間生了兒子雨晨,快到36歲時,我拿到了碩士學位。但當我將碩士文憑拿到手,工作并沒有像那個主編說的那樣來得容易,于是我開始懷疑自己,懷疑這許多年我是否走錯了路。

當我們人到中年,當生活突然出現了跳躍,家庭、工作、健康出現了某種變化,我們是否可以將整個的身心保護好、調整好,能夠機智地應對突然的變化?我當時的確沒有準備好,慌了,開始憂郁悲觀。那種時刻,和克服許多其他生活難題一樣,我開始閱讀有關自我價值的書籍,重新詢問自己到底想要一個什么樣的工作,想讓自己成為什么樣的人,于是開始在紙上回答這樣一些最基本的問題:你是誰?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專長是什么?你的愛好是什么?你最適合的職業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這樣的:我是一個誠實熱情的性情中人且用心專一,我的使命是將我所學到的人生道理傳遞給需要幫助且愿意接受我的幫助的人,我的專長是寫作、組織活動、與人交流、中英文互譯與中美文化的溝通,我的愛好是寫作、閱讀、與人溝通、室內設計裝潢,適合我的職業是寫作、翻譯、策劃。基于對自己的重新定位,我成立了自己的翻譯公司——美國母語傳播有限公司。在那個階段,我翻譯了電影《美麗的大腳》的英文字幕,也翻譯了張藝謀電影《英雄》的宣傳畫冊和其他國內公司的市場推廣策劃資料。可以說在翻譯中我重新定義了自我,使一個自認為只會寫中國字、只熱愛電視事業、只能在中文媒體求生存的自己又多了一個發展的空間。

在我做翻譯工作兩年之后,一個職業介紹所找到了我,說有一個美國公司要找中文翻譯。雖然那個公司后來需要我做的并不是翻譯,而是中文廣告的客戶服務,但翻譯工作使我走上了我事業發展的另一個階段,讓我進入到美國的主流媒體:我工作過的 Google 。

當我們看不到前景的時候,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堅持,不能放棄,不能氣餒,只有堅持,再堅持。在雨晨出生前30分鐘,大夫問我是否要打止痛針,我說要,但我身邊的老護士說了一句話讓我永生銘記:當你快要忍不住的時候,一切都快結束了。

我的朋友Amy曾那樣懼怕四月的來臨,因為四月對她意味著沒有了工作,失去了自我。但兩天前Amy興奮地給我打來電話,在四月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她已經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而且當上了主管。

結果就是這樣快捷,讓我們意識到,我們并不是一無所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