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魏瑪的大街上走來走去，滿腦子都是歌德和席勒。

就人生境遇而言，兩人相差很大：歌德享盡榮華富貴，席勒時時陷入窘迫。

他們并沒有一見如故，原因就在于差距以及這種差距在兩顆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這種警惕，對旁人是一種永久的隔閡；而對知音，卻是一種慎重的準備。

從種種跡象看，兩人的推心置腹始于１８世紀９０年代中期。席勒命苦，只享受這分友情１０年。歌德比席勒年長１０歲，但在席勒死后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懷念。

在他們交往期間，歌德努力憑自己的地位和名聲幫助席勒：讓他搬到魏瑪來住，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后幫他買房；平日也不忘資助接濟，甚至細微到送水果、木柴。其中最重要的幫助是具體地支持席勒的一系列重要戲劇創作。反過來，席勒也以自己獨有的天賦重新激活了歌德已經被政務纏疲了的創作熱情，使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于是這對友人身居小城，開啟了人類文藝史上的一個時代。

他們已經很難分開，但還是分開了。上天讓他們同時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又在病床上得知摯友亡故，泣不成聲。但歌德不知道，席勒死時非常窮困。他的骨骸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那不是家屬的選擇，而是家屬的無奈。病中的歌德不了解下葬的情形，后來也不便對席勒的家屬有更多的詢問，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心里了。

沒想到二十多年后教堂地下室清理時，人們才重新記起席勒遺骸的問題。沒有明確標記，一切雜亂無章，哪一具是席勒的呢？這事使年邁的歌德一陣驚恐，二十多年對亡友的思念積累成了一種巨大的愧疚，愧疚自己對于亡友后事的疏忽，他當即自告奮勇地去辨認席勒的遺骨。

在狼籍一片的白骨堆中辨認二十多年前的顱骨，這是連現代最高水準的醫學鑒定家也會感到棘手的事，何況歌德一無席勒的醫學檔案，二無起碼的鑒定工具．他唯一的依憑，就是對友情的記憶。這真是對友情的最大考驗，天下能有多少人在朋友遺失了聲音、遺失了眼神，甚至連肌膚也遺失了的情況下仍然能一眼認出朋友的骨骼呢？我猜想歌德決定前去辨認的時候也是沒有把握的，剛剛進入教堂地下室白骨堆的時候也是驚恐萬狀的。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唯一可行的辦法：捧起一顆顆顱骨長時間對視．這是二十多年前那些深夜長談的情景的再現，而情景總是最具有刪削功能和修補功能的。于是最后剩下一顆顱骨，昂然地裹卷起當初的依稀信息。歌德小心翼翼地捧持著，前后左右反復端祥，最后點了點頭：“回家吧，偉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寄住。”

歌德先把席勒的顱骨捧回家中安放，隨后著手設計棺柩。那些天他的心情難以言表，好像席勒本人回來了，但所有積貯了二十多年的傾吐都沒有得到回應，每一句都變成自言自語。這種在亡友顱骨前的孤獨是那樣的強烈，蒼老的歌德實在無法長時間承受，他終于在魏瑪最尊貴的公侯陵為席勒找了一塊比較理想的遷葬之地。

誰知一百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席勒的棺柩被保護性轉移。戰爭結束后打開一看，里面又多了一顆顱骨。估計是當初轉移時工作人員手忙腳亂造成的差錯。

那么，哪一顆是席勒的呢？世上已無歌德，誰能辨認？

席勒，也只有在歌德面前，才覺得有心要脫身而出。在一個沒有歌德的世界，他脫身而出也只能領受孤獨，因此也許是故意，他自甘埋沒